肖全:我觉得快乐是很容易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谢谢大家!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本书,叫《我们这一代》。这本书是我在80年代,其实真正的起源是在北京,在这两年,做了几个版本,变成了一个《我们这一代》历史的语境与肖像。这里面跟雅昌合作的有300多张图片,我在其中挑了50多张图片跟大家分享。

这张是我当兵的时候,1978年,我如愿以偿地当了海军航空兵。1978年这一年特别特别重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80年我找老爸要了180块钱,当我拿着绿色汇款单的时候非常激动,我跑到前门买了这个相机,169元的海鸥205。那天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说肖全,从今天开始你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利。

这是我在天上飞了四年,就是在良乡,我非常喜欢在天上飞行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出任务,从东北要去山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的高度是8000公尺,看到的北京城和我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在不同的视线高度,我觉得北京城的周围是被燕山山脉给包围着。大家都知道,从永乐迁都到这儿以后,历朝历代都在这里耕地,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传宗接代。所以我觉得,我后来成为摄影师,学习了不同的观看的经验,这对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后来在部队里面我省吃俭用,到现在我也不抽烟,把一点点的军饷用来买报刊杂志,了解西方的摄影师是怎么工作的。那时候我知道了法国有一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师,用小型的徕卡机器拍他熟悉的城市和他所喜欢的人。

1985年我回到成都,也用那样的方式来拍摄我出生长大的城市。这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开始变化了,其实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开始变样了。

这是一个放学回家在路上读书的小孩,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一代因为文化大革命学业是被荒废了的,直到邓小平上台以后,才真正重新开始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探索。

这是1988年我在故宫拍到的一个西方的游客,从那个游客的神态里看到好像一个西方游客看到古老的中国,真的要发生一些变化了。无意当中拍到这座狮子,记得前不久习大大在巴黎说,好像这头狮子醒了,但是它并不咬人。

民工潮的这个词最早在1983年,广义的数计的话大概有2.7个亿。其实中国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是一支非常功不可没的生力军。

1994年的成都,骑自行车的人流,尤其是Marlboro(万宝路广告)的马,好像中国改革开放的滚滚浪潮势不可当。

这是在北京拍到一个很逍遥的老爷爷。这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毛阿敏。

1986年的冬天,北岛、顾城、舒婷他们来到成都,参加《星星诗刊》举办的一个星星诗歌节,评选了10位优秀的诗人。这是在望江公园,一千多年前,这个地方唐朝有一个诗人叫薛涛,在这地方做了薛涛笺。他万万没想到,一千多年以后,中国最优秀的诗人来看望他。然后那天北岛,这是北岛、顾城、谢烨,这是舒婷、李刚、傅天琳,我们在公园里面喝茶聊天,特别特别的开心。回去的时候,我们坐了一个小面包车,北岛领着我们唱《三套车》,俄罗斯的民歌。我们那天放声歌唱,特别开心,路过的路人,包括指挥交通的警察,都看到这一车的人如此开心。其实我觉得快乐是很容易得到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这是北岛在公园里面摆的姿势,他说让你好好给我拍张照片吧。其实我们最近还有见面,我觉得他一直非常非常努力地在工作,在写诗,用他的思想和诗歌去感染无数的人。

顾城和谢烨。顾城非常喜欢拍照片,他说这个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给他的。他回到北京以后,寄了一本《黑眼睛》的诗集给我,并且写上一句话,“给肖全——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

这是一个重庆的诗人,他叫柏桦。那时候他在四川大学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他非常的高傲,觉得他自己是高傲的法国人,觉得是一些越南人在给他讲课。很多人去找他,跟他剖腹倾诉,代价就是替他做作业。他看到我这个照片以后非常喜欢,视线一直不离开这张照片,他对我说,“肖全,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因为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因为他是写诗的,又是我朋友,所以,比较好玩的是后来在一次次的拍摄的过程中,仿佛应验了他说的那些话。他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在北京工作以后,他来北京看她,那个女孩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嫁人了,嫁给一个出远洋的大副。后来这个女孩就送柏桦出门,他滴答着眼泪,买了一张火车票从北京回成都。在火车上他拿出纸和笔,写下了一首《再见夏天》:我用整个夏天同你告别 我的悲怆和诗歌 皱纹劈啪点起 岁月在焚烧中变为勇敢的痛哭 泪水汹涌 燃遍道路 燕子南来北去 证明我们苦难的爱情

这是易知难,也是一个重庆妹子。那时候我回到成都经常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女生,梳着长发,在城市里特别特别的耀眼,我根本就接近不了她。后来大画家何多苓画过她,还有一个叫高原的摄影家,现在在法国,也拍过她。跟她认识以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1990年5月1日,我们骑自行车到我家里,她操着重庆话跟我讲:“肖全,老子在这等你那么久了,你为啥不给老子拍照片?”后来我说,“好吧,那就今天。”她给了我50块钱,陪着我去买了一盘乐凯胶卷,我自己缠的。她这身衣服呢也是我陪她在一个叫科甲巷的卖衣服的地方买的。然后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到她的琴房。这是她的琴房,然后她开始化妆,我就在她桌上写一个崔健的图片说明。我转身以后一看她,妆化完了以后她点燃了一支香烟,眼泪在她眼眶里面打转,我也没问她什么原因,我就放下笔,拿起桌上的照相机,一口气给她拍了七个胶卷,这是唯一喜欢的一张。后来在在一个地下室里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捧着脸看着这个照片说,“天哪,如果我的一生要有这样一张照片就好了”。

这是一本地下刊物,叫《象罔》,是诗人钟鸣当时在成都做的。“象罔”这个词其实是《庄子》里面的一个典故,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慧眼的人,他是一个自然得道的人。钟鸣用这样一个名字来做地下刊物。

庞德是一个美国的诗人,他又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他非常非常服纳粹那一套,就是种族的那一套主义,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在电台里朝祖国喊话,后来被定为史上第二大的卖国贼。他的晚年是在威尼斯度过的,他在疯人院里面度过了13年,在那13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学,其中翻译了《大学》《中庸》。他还曾经帮助过海明威,还改过艾略特的《荒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晚年的时候在威尼斯得到消息说,我们不说你是叛徒了。这个时候他觉得一切都是徒劳的,理解来得太迟了,我什么都不想做了。当时我看到这张照片以后,我觉得就像一掌把我推到了墙上一样,我觉得我应该拍这样感动我自己,也感动别人的照片。我觉得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

其实崔健这个名字和他的音乐是在1989年圣诞节的一个Party上,我们在郊外。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说居然还有这样的节奏,这样的旋律,这样的真诚。几个月以后,他来到了成都。那个时候他要为亚运会募捐100万,第十一届亚运会,当时的北京市长张百发批准的。

这是唐蕾,是艺术家张晓刚的前妻,她在成都开了一个小酒馆,培养了很多年轻的摇滚音乐家。后来崔健的音乐在成都,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戛然而止,就是因为他的音乐非常非常的有感染力。当唱起《南泥湾》那首歌曲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歌唱,非常感人。后来成都打电话给北京说,这哪是他们演出,这是在闹革命,停了,老崔回到北京继续排练。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刚刚过完29岁的生日,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在巡回演出的那些日子。

这是我跟唐朝乐队的一帮人在新疆演出。这中间的是我,也留着这么长的头发,跟他们一起。这是李亚鹏和王学兵当时走穴,带着唐朝和眼镜蛇、王勇在新疆去演出。这是窦唯。

这是郭路生,他叫食指,这是我在北京昌平福利院里面拍的。食指他的诗《相信未来》其实帮助了很多人。

策展人吕澎和艺术家王广义,在做广州90年代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览。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当代艺术真正意义上地走向了市场。那个时候吕澎在办一本杂志,就叫《艺术市场》,明目张胆地让艺术家来谈金钱和艺术的关系。

就在这次展览的讨论会上,中国有当代教父之称的栗宪庭,对吕澎把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市场这样的一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这是老栗和一帮艺术家在老美院里面谈论艺术。

张艺谋,我作为他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图片摄影师,跟他一起朝夕相处半年,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用功的、非常非常勤奋的导演。巩俐在看剧本,就像邻家的一个普通的女生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很随意地聊天。她脚上穿的这双鞋,已经是她8年前拍《红高粱》的时候就穿上的。

其实我很敬重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在一起对中国电影是真的有贡献的。当我的机器回到成都,放到何多苓的车上,被小孩撬走了以后,正好那一年是我的本命年,36岁。何多苓给了我一千美金,张艺谋帮我写了封信,正儿八经地给到成都公安局,我的机器真被找回来了。

残雪,其实我去她家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不像现在有电话,有手机,什么都没有。我在她家门口等了她三天,有一个下午看到一个穿花衣服的女生过来,我们就开始拍照片,她非常非常的惧怕拍照片,很恐惧照相机。然后我问她,我说中国的这些作家你欣赏谁?她说中国的这些作家写作都不得要领,王安忆好一点。

这是我拍的三毛的照片。其实我觉得三毛是对华语圈有太多影响的人,她的故事我可以讲很多很多。这是法国的马克·吕布,前不久我在上海做展览的时候,马克·吕布突然飞了。

1997年,邓小平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用这样的方式向这个伟人致敬。我说我们这一代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长于邓小平时代的那么一代人,我很庆幸在90年代的一天,当我看到庞德的照片,那张照片使我生起了一个念头,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我们这一代》。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特别牛逼的,特别好的念头,其实不妨好好地去观察它,如果睡一觉醒来,觉得这个念头不傻的话,就去把它执行了,绝不动摇。谢谢!